大盗之行，天下围攻

2015/10/30    ● 南洋商报《激扬文字》刘泰安

儒学经典《礼记·礼运篇》劈头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表达了一种人们共享大同的理想社会。

今日大马的情况却是:大盗之行，天下围攻！

“大盜”者，乃国人对设立收费站的大道的谑称。《隋唐演义》里自称“混世魔王”的程咬金有此名句:“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就是收费大道公司对待公路使用者的态度。

国內18条大道从10月15日起同步调涨过路费，涨幅介于15%至200%不等。如此决定在12日宣布，3天后生效，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加上涨幅偏高甚至离谱，人们突然面临暴增的交通费与生活费，怎能不怒气冲天和怨声载道？

翻看国阵在2013年全国大选的竞选宣言，列明在未来5年內实践的17项承诺的其中第6项，提到“逐步减少市內的收费站”，而非一些人所指“逐步减少市內的过路费”。严格说来，这次提高市內的过路费，不算是违背诺言！

但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国阵信守大选宣言“以民为本，绩效为先”的精神，为何迄今一直都不听取民意，重新检讨大道合约，一劳永逸紓解民困？

首相纳吉日前还表示，大道合约是20年前签下的，他可以说不是他签的，但他要做负责任的领导人云云。

其实，如果他真有“以民为本”的担当与魄力，且无官商朋党利益输送等问题，此际他应拨乱反正，全面清算旧账，不但可对咄咄逼人的前首相马哈迪反将一军，也可为自己日薄西山的名声扳回一城，赢取民心，何乐而不为？

所谓“重新检讨大道合约会涉及天文数字的赔偿问题”是否属实，那要详查大道特许经营的合约条文，和摊开大道公司历年来的营运账目，看过才知！

合约是死的，政策才是活的。如果过去所签下的合约并不合理，对人民极度不公，有什么理由不能被重新检讨或终结？非要巨额赔偿给本来就不应巧取豪夺的财团不可？

长期执政的现任政府，难道深信“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的治国方针，无碍其“不败神话”？非要逼得人民在下届大选改朝换代，才能如愿以偿？

从吉打州马泰边境的黑木山一路南下到新柔长堤的南北大道，虽然在这波过路费调涨按兵不动，但距今只差两个月便到来的明年，便可根据大道收费合约到期为由而坐地起价，不管此后百姓生活百上加斤！

大道合约应否检讨，可从下列数据一窥全豹:

南北大道总建造费：60亿令吉

全线通车日期：1994年9月8日

至2011年已收取过路费总额：243亿令吉 18年来已赚取金额：183亿令吉(逾3倍成本)

收费期限：至2038年截止

如果明年不许南北大道提高过路费，政府还要用纳税人的钱給予巨额赔偿。试问: 自然公义何在？人民为何总是大输家？

昔日《庄子·外篇》有“盗亦有道”之说。即使是当贼的，尤其是要成就大事的大盗，也有他们的“行为规范”，例如盗跖所说的“智、圣、勇、义、仁”之道，否则，就只能成为蝇营狗苟的鼠辈之贼。

今日“大盗无道”，抢夺老百姓血汗钱，不禁令人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人民才能摆脱水深火热的生活重担？

(http://www.nanyang.com/node/731530?tid=490)

和平之道与良知

2015/10/17    ● 南洋商报《激扬文字》刘泰安

今年是二战结束及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70周年，马来西亚创价学会(SGM) 在9月这个年度“和平月”里举办了3项旨在提高民众和平意识的活动，即“2015年和平之跑”、“你所珍惜的一切——共创无核武器的世界”的展览会，以及同一主题的和平论坛。我有幸一一参与，感触良多。

在9月26日举办的和平论坛，主讲人之一乃国际大学协会主席、前理大副校长丹斯里祖基菲里教授(Dzulkifli Abdul Razak)。原来他是我国在二战时广島原爆中唯一幸存者Abdul Razak Abdul Hamid之子。在1945年8月6日当天，时年20岁的Abdul Razak在广島大学上课，原子弹离他课室仅1.5公里处爆炸，他侥幸存活，后来回国成为日文教授(故被称为“Razak Sensei”)，前年才以88岁的高龄去世。

正因如此，当祖基菲里描述他从其先父处得悉的原爆受害者的惨状，以及展示图片时，令人特感共鸣。他在“良知何在”为题的讲演中，提到二战时美国展开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参与其事的科学家如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等人，从起初的推动与努力，到成功之后的忏悔与自责，突显了人性与良知的存在。

这些不乏正义感的科学家们觉悟，他们成功发明的“绝世武器”，对于人类生命价值带来莫大的威胁和毁灭，已不容他们制止，而由政治人物掌控。

所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后来反对试制氢弹，并向决定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我们科学家的双手沾满了血。”

而在二战前夕写信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进行研制原子弹、促成“曼哈顿计划”的爱因斯坦，在晚年与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表反战的《罗素—愛因斯坦宣言》，忧虑核武器的危险性，并敦促世界各国政府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冲突。他在临终前一年宣称一生中所犯的一大错误，就是签署了那封要求罗斯福总统制造原子弹的信。

原子弹在二战时面世与使用的功过，迄今仍有争议。二战后的国际关係，基于“权力制衡”而出现的所谓“相互保证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简称“MAD”)战略，即假定对方发动攻击之后，己方仍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导致核子军备竞赛的疯狂局面，己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无可逆转。当今经济落后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朝鲜，也拥“核”自重，成为世界八大核子武器国家之一。

诚如长年致力于和平活动的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所说:“一个笼罩在核威慑政策阴影下的世界，是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歼灭的世界，一切都显得脆弱不稳。”人为错误、技术缺陷、网络攻击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生灵涂炭的核爆危机。

池田认为:“自广島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以来，就未再出现核武器被用在战争上的情形，并非拜核威慑理论所赐，而是出于使用核武器会带来毀灭性人道主义后果这沉重的责任。”维持世界和平之道，显然与人类先天具有的良知，包括是非、善恶、道德等意识，息息相关。

或许，世人应感庆幸的是，迄今所有极端组织或政治狂人，并无手握核武，否则难保世界旦夕毁灭。只是，这种全球安危一线牵的局面，如何令人不忐忑呢？

爱因斯坦有此警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肯定用的是木棍和石块。”这是假设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仍在地球上生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