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30日

极权政治的省思

1999/06/01 南洋商报 ● 时代心眼 刘泰安

(这是1999年发表的旧作,今日重读应还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吧?)


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印裔学者阿玛达仙(Amartya Kumar Sen, 1933- )(右图),在今年2月杪假汉城召开的“民主、市场经济与发展”世界银行会议上表示,他认为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并非两次大战、原子弹、电脑、基因复制、甚或人类登陆月球,而是民主的崛起。令人耳目一新!

民主政治对立的,就是独裁极权政治。际此世纪之交的时刻,省思一番这种本世纪的政治的本质、特征及祸害,应有一定的意义。

独裁政治,泛指权力集中在一人或少数人的政府形态。统治者由于拥有政治上的绝对权力、决策施政都不必考虑民意,导致人民的权利随时可被否定或侵犯。


极权政治,则是独裁政治的“现代版”。传统君主专制独裁的控制能力与幅度,尚只限于政治的范围,但本世纪出现的极权主义,却企图完全掌控人民从内心到外在的行为,这都是拜文明与科技发达所赐,使政府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例如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以及无孔不入的监视系统,使执政者不仅可以掌控社会每一角落,甚至可以从事“改造”人民的思想!

一般来说,极权主义可以分为两种:左派极权主义是指共产主义,右派则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为代表。极权虽有左右之分,但统治形态却不谋而合。






根据两位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学者--美国德裔政治学家弗德瑞克 (Carl Joachim Friedrich, 1901-1984)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 1928- )(上左图)的分析,极权主义者都有以下特征:通过一党或集团来控制全国,以军警暴力对付异议份子,垄断通讯与传媒,强烈干预经济等。此外,还有领袖个人崇拜、偏狭民族主义、发动战争、对外侵略扩张等。



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斯(右图),可说是近代右翼极权主义的佼佼者,具备所有独裁者的共同特点。此外,朋党主义视国家财库为囊中物、视政治权力为私有产,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祸害。



有关极权主义衍生的导因,当代美国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左图)的“危机说”,可说一言以敝之。她认为,人类社会在面对危机时,往往会产生高度的不安全感,从而渴望强人或强有力团体的出现,来整顿混乱的社会。换言之,在危机四伏的状况下,人民宁愿放弃自由,以求取安全。这也是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 (下左图)所说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的现象,亦正是极权主义滋长的温床。



另一方面,本世纪工业化的发达,促使社会日趋复杂,个人无力感加深,自我认同意识消失,取而代之的企求或认同强大团体或意识形态,都使野心家趁机发挥政治动员的力量。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发生,便掀起法西斯风起云涌的浪潮,德国的希特勒(上右图)、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上左图)、西班牙的佛朗哥(下右图)、日本的军阀等,都纷纷出现而建立强有力的领导。









“危机说”也可用来解释,当今世上许多所谓“政治强人”(其实是“政治权力狂”才对),都擅长虚构或利用内在或外来的“危机”,来转移人民的视线,同时趁机强化其领导地位。俄罗斯总统耶尔辛(右图)日前突然开除声望日隆的总理普里马科夫,制造政局不定的“假危机”,却成功化解国会要弹劾他的“真危机”,就是最佳近例。还有,伊拉克与南斯拉夫,先后遭美英联军及北约轰炸,但两国总统“沙胆”胡申米洛塞维奇,反而更得人民鼎力支持,领导地位更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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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曾发生在德、意、俄等国,也发生在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里,但为何不发生在英、美等先进国呢?

有政治学者认为这是“民族性”使然,即有些民族比较具备权威主义取向,盲目接受权威,认同人类不平等及服从纪律等。


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卡内提 (Elias Canetti, 1905-1994)(右图)所著《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一书,就有精辟的描述:由于群众盲从、无知、愚蠢,所以野心的煽动家可以颐指气使、愚弄牵引;由于群众可欺、谄媚、奴性,所以暴虐的统治者可以横行霸道、称雄一时。

由于群众懒慵、消极、健忘,所以任由“老大哥 ”主宰自我命运,由于群众残酷、无耻、卑贱,所以转瞬间可向拯救他们的“英雄”扔石头、射冷箭……

民主政治是斗智的,极权政治却是斗力、原始、洪荒的,并反映残暴、无耻、下流的一面。这种政治或许可图一时之安,绝非长治久安之计!汉娜阿伦特在《极权的根源》(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说得好:“极权政体的弊害之一,是使被统治的人民民智日趋低愚……即使丰衣足食,极权政治下的人民,充其量是一批脑满肠肥的白痴,与驯顺听命的木偶而已!”试想,如此没有生气的国家,又怎会有所发展与进步呢?




美国《时代》周刊在回顾即将过去的20世纪时,除了指出这是种族灭绝的阴暗世纪,也肯定这是民主自由的光明世纪。直至90年代,柏拉图(Plato, 428/427 BC – 348/347 BC)(上左图)、洛克(John Locke, 1632 – 1704)(上右图)、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 - 1873)(下左图)和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 1743 – 1826)(下右图)等哲学家的理想,如民主、人权、公民自由、个人自由和自由推举领袖的权利等,已在全球逾半数人口占主导地位。







但愿,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套用卖座电影《星球大战》的名句“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民主力量更能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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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拙作获下列海外网站转载或文士引用,至感荣幸,也不胜汗颜:

1.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 Philosophy精华区文章阅读

2007年9月19日

“公务暴力”的反思

2007/09/24 南洋商报 ● 天窗亮话 刘泰安


何谓“暴力”?一般的看法是泛指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強暴行为;也是一个政治学名词,即不同政治利益的团体,如不能用和平方法协调彼此的利益时,用强制手段以达到目的。暴力无疑是和平的死敌,因为它正是战争的根源。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左图)认为,暴力可分成“直接的暴力”和“结构性的暴力”两类。前者包括恐怖活动和战争;而后者则包括贫困、饥饿、环境破坏、压制人权等有违‘人性尊严’的现象。因此,只有彻底根除所有暴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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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非暴力运动”伟人、印度圣雄甘地(右图)也有“行动暴力”和“被动暴力”之说。前者是涉及肢体行动,例如殴打、杀害、强奸等;而后者却是自觉或不知不觉中犯下的罪行,例如言语中伤、蔑视、排斥、浪费等。

他的孙子、也是美国甘地非暴力研究所创办人的阿伦甘地(Dr. Arun Gandhi)(左图),常在演说中回忆一段震撼人心的往事:少年阿伦有次因想换新笔而故意丢掉短铅笔,晚上央求祖父买回一枝新铅笔。但祖父要他把丢掉的铅笔捡回来。当时户外已一片漆黑,阿伦推说不可能,祖父就交给他手电筒,坚持要他找回来。

阿伦最终花了两三个钟头才找回那支短铅笔。甘地告诉他:“就算是一枝铅笔,也是耗费了世界的天然资源才制造出来。不加以珍惜,就是糟蹋大自然的恩惠,形同暴力对资源。

“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花钱消费。但过度的消费就是浪费资源,也等于漠视世界上贫困的人们,如同对民众施加暴力!”

当前我国舆论纷纷的2006年总审计司报告(右图)中所揭发的政府行政弊端和纰漏,诸如匪夷所思的超高价格的器材采购、天文数字的财务账目等,除了大有贪官污吏营私舞弊之嫌,也可以被归类为“公务暴力”(有别于社会暴力、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等)。因为,无耻贪渎和肆意浪费国库公帑,就等于对全国人民(如纳税人)施加暴力!

如果浪费一枝短铅笔都算是不可宽恕的暴力行为,那么浪费亿万令吉的人民血汗钱算不算是罪大恶极的暴力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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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总审计司报告每年都揭发同样的政府部门管理不当、滥用公款、超支、浪费等丑闻。但从未见任何官员被革职查办,或高官引咎辞职,难怪“老问题”一直不获纠正与解决,而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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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甘地(左图)对“暴力的根源”,有7点精辟的论述:(1)没有工作的财富;(2)没有良知的享乐;(3)没有品德的知识;(4)没有道德的商业;(5)没有人文的科学;(6)没有牺牲的崇拜,以及(7)没有原则的政治。

最值得深省的是第7点。没有原则的政治无疑纵容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遂使“公务暴力”变本加厉,严重危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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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领袖真能展现“肃贪倡廉”的政治原则、决心与魄力,而非只说不做,或文过饰非,或推卸责任,那么,行之有年的“公务暴力”问题必能迎刃而解,今后的总审计司报告也必令国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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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部副部长翁诗杰(左图)日前披露,高教部绝对有权过问贷学金发放偏差,但该部没有权力革除失责的官员,那是公共服务局的权限。

令人不解的是,难道各部门的领导人不可通过内阁训令公共服务局采取行动,对付自恃拥有“铁饭碗”而祸国殃民的公务员吗?

12年前中国政府大力推展“反腐倡廉”运动时,有位中共要员感叹道:“反贪亡党,不反贪则亡国。”令人印象深刻。我国的情况尚未严重到“反贪亡党”的地步,但不反贪肯定会“动摇国本”。这个“国本”既可指“国家建立的根本”,也可指“国阵胜选的资本”,假如广大的民众要在来届大选进行“非暴力运动”的话。

掌权者在能有所作为的时候而不有所作为,难道要等到下台或退休后才大放厥词吗?

2007年9月18日

安得天下无核武?

2007/09/18 南洋商报 ● 焦点论衡 刘泰安



“空中有百鸟飞翔之道,海里中有群鱼畅游之道;天上有繁星周转之道,人间有正义规律之道。这就是和平之道!"


上述箴言出现在日前(09/09/07)我与家人(随同居住的双溪龙镇及邻近的皇冠城两花园、三辆巴士逾百人)参观一项展览会后所获赠的一张纪念小卡上,作者是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由该学会主办、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及和平与社会责任医师会协办的“从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展,目前正在吉隆坡举行,并计划到全国巡回展出。此展有一特点,就是进行全国“禁止核武器”的请愿活动,将收集签名呈交我国政府,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踏出行动的一步。





本月初有则不太起眼的新闻实令世人捏了一把冷汗:一架美国空军B-52型轰炸机在8月30日竟然误载6枚核弹升空,从北达科他州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空军基地。据知这6枚核弹的威力大约10倍于二战时的广岛原子弹。

试想这架轰炸机不小心坠毁,美国中部有多少生灵会顷刻涂炭?这起意外虽无酿成灾难,却敲响核弹危机的警钟,包括核弹落入恐怖份子手中,或被厌世的飞行员用来使无辜人们陪葬(类似美国曾发生的数宗校园枪击案)等,后果何其不堪设想!


上述展览会阐明,当今世上约有2万7千个核弹头,其中5千个在高度警备中,随时可动用来摧毁全球一切的生命。目前核武器仍在不断扩散,人类面对灭绝的核威胁,显然与日俱增。

吊诡的是,当今对世界安全最具威胁的两个大国,就是世上惟一使用过核武的国家――美国,和惟一遭受过核武攻击的国家――日本。


拥有超强军事实力的美国,自己从未停止研发新型核武器以谋求绝对核优势,也坐视盟国如此做法,却迫使其他国家严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放弃核计划。美国国会在1999年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又在2001年宣布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就如该国至今不愿签署由联合国制定、为对抗全球暖化危机的《京都条约》一样,只求权利而不尽义务的霸者之道,实在令人愤慨。



拥有超强经济实力的日本,虽有和平宪法与“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 的制约,却有规模位居世界第三的核电站,储存的大量核原料,足以生产2千至3千枚核弹头。日本核技术研究机构多达600多家,技术水平一流,完全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内制造核武器和州际导弹。若非民间和平力量与其他内外因素的掣肘,日本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不无可能发生。


印度圣雄甘地(左图)说过:“现在,人类伫立在分歧点上,必须在‘暴力的弱肉强食原则’和‘非暴力的人类法则’两者中择其一。”世人齐心合力将与核武扩散息息相关的“暴力文化”,转变为朝向严禁甚至销毁核武的目标迈进的“和平文化”,显然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小国寡民的我们,能为反核不战的世界和平做些什么?人微言轻的我们,有可能将“暴力文化”转变为“和平文化”吗?创价学会认为这是可能的:“提供信息以了解情况以及分享警觉,是朝向达致此目标的首个重要步骤。传播警觉必会带来改变,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玛格烈米特(Margaret Mead)(右图)有此名言:“不要怀疑微少有理想和坚定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这正是所有改变的原点。” 微小的一步,可绝不微小。


池田大作(左图)也有一句创价学会会员奉为圭臬的名言:“一个人伟大的人性革命,不但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可以转換全人类的宿命。”一人一小步,众志必成城。

核子时代和平基金会主席大卫克力格(David Krieger)(右图)在本月3日发表的《废止核武器的挑战》一文,提出5项建议,包括:了解(如浏览该会网站http://www.wagingpeace.org/及其他相关资讯),发言(如与家人、朋友和周遭人们讨论此课题),参加反核组织,发挥个人专长,以及坚持不懈。他强调,废除奴隶制度是19世纪人们的挑战,废除核武器则是当代至为重要的挑战,两者都需发挥无比的勇气和信念。


美国甘地非暴力研究所创办人阿伦甘地(右图)最常叙述的一则故事,来自他的祖父圣雄甘地:古代印度有个国王,梦寐以求地探索‘什么是和平’?全国没有任何知识分子能给他满意的答案。最后有人推荐他去见境外的一个智者。

国王往访智者,提出这个永恒问题。智者一言不发,到厨房抓了一把种子给他,指出答案就在种子里面。国王满腹狐疑地回去,把种子一一收藏在金盒子里,每天拿出来看‘答案’。他当然看不出任何端倪。

多日后国王遇到另一个智者,马上寻求指点迷津。智者解释道:“种子需要泥土、阳光、空气和水分,才会长出稻米来,滋润殿下与子民。这就是和平的意义。它必须滋润所有人的心灵,以及通过相互作用而倍增。”

跨越暴力、反对核武的展览会是值得肯定和支持的。它扮演着散播“变革的种子”的角色,世界和平的愿望能否“开花结果”,不正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或不行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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