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安思维录 (Thoughts of Ir Lau Tai Onn): 中国政治改革的省思

2001/03/22 ●南洋商报指点江山刘泰安

有“江泽民智囊”之称的中国政协委员、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右图），无疑是一位思想出众、言论出位的中共官员兼学者。我最初注意其人其事，是两年前在报章上读到他在是年中国人大与政协会议（即“两会”）召开期间，向记者发表“中国最终走向普选”的言论。

他当时指出，普选毕竟是民主的重要步骤，但必须有科学发达、公正、准确传播信息的环境。诚如西方人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中国只有两千万人左右受过高等教育，而文盲则达两亿人。如此进行普选会有何后果？的确发人深省。

据知刘吉（左图）主持或支持出版《与总书记谈心》、《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等内容敏感、尖锐的书籍，并因此备受左派攻击。这显示他是开明的改革派分子。

刘吉在上周末甫结束的今年度“两会”期间，接受香港《大公报》独家专访，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等颇受海内外关注的问题，再度发表令人耳目一新的一番见解，诸如：

（1）当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已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不变是不行的，否则旧的政治必然要反过来对新的经济基础起阻碍乃至破坏作用。政治体制不改革是断然没有出路的。

（2）国有企业与政府各级领导审批权，造成“权钱交易”的弊病。权能搞到钱，于是买官、跑官自然成风。有的地方买一个处长的价格是几十万，但一旦当上处长就可以挣上几百万，很快就赚回来。这就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大案愈来愈大的原因。不从政治体制上改，行吗？（这也使人联想，发展中国家很多人都争做各种人民代议士，他们真的那么热衷“为民服务”吗？）

（3）毛泽东在40年代回答黄炎培（左图）提出共产党如何避免重蹈从“革命到腐败”的历史周期律时说：“共产党已找到方法了，就是民主。”可惜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作为领袖却没有认真研究和实现民主，特别是晚年更严重破坏民主。这是历史性悲剧。（敢于批评开国元勋，刘吉勇气可嘉！）

（4）实现民主政治是几代人乃至更长的一个过程，一切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逐步逼近最后目标。希望一蹴而就，是脱离实际的空想，结果只会制造动乱。

（5）这代人应实行党内改革与民主，如何科学地、民主地选举德才兼备的干部和接班人的问题，就是长期困扰共产党的难题。（其实这也是世上许多政党的难题，否则不会有“党争”这一字眼！）

（6）中共有三分之一小人。小人的特点有二：一是大奸似忠。这些人根本没有社会主义信仰，却把社会主义的高歌唱得比谁都响。他们可以毫无人格，向领导个人表效忠心；他们既无党的事业观念，也无个人事业心和抱负，其全部目标只是做官升官。领导说东，他绝不说西；甚至领导说公鸡生蛋，他也会说亲眼看过。二是陷害忠良，这些人为当官排除障碍，必然陷害打击忠良，抓小辫子，无中生有挑拨离间。纵观历史，中国历朝历代衰亡，都与小人盛行或当道息息相关。

平心而论，这个世界是永续不断地急速改变中，所谓“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也在变”，政治又怎能例外呢？所以，过去听闻有政治领袖奢言其政党毋须进行改革，皆因该党“一直都在改革中”，或曰过去的政策模式可以世代沿用下去，实难分辨这与痴人说梦有何不同？又能不叫人兴叹：今夕是何年？

政治改革的关键，固然不是简单地抄袭先进国的模式，亦步亦趋，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力求制度创新，思索如何在本土上发展法治、权力制衡与多元化的开放社会，同时又重视社会正义，避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失衡现象。

改革的终极意义，在于改变人民生活的品质，不再被意识形态及不合理的人际关系扭曲人性，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合理的游戏规则中竞争。

此外，改革不能只有激情，而没有策略；不能只有速度，而没有深度。改革不论是自上而下，或从下而上，都必须上下一致，同步进行。否则，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上动下不动，动了也白动！

另一方面，改革领袖与革命领袖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的脑中多有未来理想王国的模型，而前者则需要不断修正目标。举例来说，毛泽东（左图）是典型的革命家，他相信自己掌握通往理想社会之门的锁匙，相信能把中国人带往如天堂般的明天，也相信为了实现某种抽象的崇高目标，可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但邓小平（右图）却把毛泽东的观念颠倒过来，把目光从“明天”移回“今天，因而务实地完成了比毛更令中国人感恩的开放改革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