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改变世界!

2008/09/09 ●南洋商报 焦点论衡 刘泰安

8月23日出席了当代儒学权威杜维明教授主讲的《对话文明与大同世界》学术讲座会。当晚出席者约500人，主办单位――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特地另辟闭路视听室，以便容纳迟来的听众。可见杜维明的盛名与魅力，果然不同凡响！

有趣的是，我接获的邀请函的讲题原是《文明对话与大同世界》。但当晚讲台布幕展示的却是《对话文明与大同世界》。我注意到，主持人即拉曼大学中文系主任林水檺教授的开场白，说的也是“文明对话”。介绍完毕之后，当杜维明走向演讲台之际，林教授若有所思地回头一望布幕上的“对话文明”四个大字，似有愕然的表情。

我想，“文明对话” 与“对话文明”，虽有排列上的差别，但意义相仿。有对话，才有文明；要文明，也要有对话。没有“不文明的对话”，野蛮人岂会与他人对话？也没有“不对话的文明”，单边主义是哪门子的文明？

美中不足的是，杜维明教授当晚只讲“大同世界”，而不谈“对话文明”。他事先声明，已在数日前在新加坡讲演过“对话文明”。可是，这里的听众并不是彼邦的同一批人，如何就教于他在此课题的心得呢？或许，短短45分钟的讲演，的确不够他畅谈“大同世界”和“对话文明”这两大深邃的课题，只好专注其一吧！

大同世界的天人合一

杜维明强调，大同世界包括“天下”、“天人合一”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三个要素。“天下”是超越国界、是以人作为思想的起点。拥此理念便可减少损人利己的行为，达致“利己利人”的和谐社会。

据知，“天人合一”， 或称“天人合德”、“天人相应”，乃是中国古代哲学根本思想之一，儒、释、道三家均有阐述。

对儒家而言，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源，人的内心也天赋具有道德原则。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现象。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因而忽视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追求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对禅宗而言，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失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便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这就是佛家提出的“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

对道家而言，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打破所有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並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另一方面，古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人合一”思想，也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虽然本质上有一定的差异。例如，中国传统学说认为：要达到天人合一，必須经过修炼才可成事。而在古希腊，“神人合一”是只有具备特殊能力的“法师”才可以做到。而在基督教，世人都被视为上帝的儿女，人们只要向天父祷告，天父必会聆听，下情上达天庭。伊斯兰教的观点，则与基督教相似。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杜维明提到，许多近代儒教大师，如台湾的钱穆、北京的冯友兰等，都是年逾80才接受“天人合一”的哲理，进而推崇至备。如果连哲人也要在人生苦短之际，才能领悟一些终极哲理，那么，我们一众凡夫俗子，又当如何呢？

先为公后为私的大我

发人深省的是，杜氏阐明，大同世界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懂得何谓‘公’？何谓‘私’？譬如：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国家是私，世界是公，如此类推。他确信，只要公私层次分明，个人也将拥有“先为公，后为私”的大我精神。

这使我想起，西敏寺里一位卒于公元1100年的圣公会主教的墓碑文：

“当我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立志要改变这个世界。当我老成聪明之后，我发觉根本无法改变世界。因此，我将目标缩短，决定只要改变我的国家就好了。
“但，这也难以成功。
“当我步入暮年的时候，作为最后孤注一掷的尝试，我决定只改变最亲近我的家庭。但是，哎呀，他们也无动于衷。
“如今当我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突然醒悟：如果我从一开始便改变我自己，我—定能以身作则去改变我的家庭。
“通过他们的感召与鼓励，我便能改进我的国家。天知道，我或许真的已经改变世界了！”

个人可改变国家宿命

与上述感人文字互放光芒的，当非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以下名言莫属：

“一个人伟大的人间革命，不但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宿命，甚至可以进而改变整个人类的宿命。”

咦，如果人人都能立志改变自己，那么，改变世界、实现大同的梦想，就不再是遥不可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