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8日

文明對話的思想交鋒


2002/12/22 星洲日報/言路 劉泰安

馬來西亞創價學會 (SGM) 與馬來西亞國民大學在10月26日及27日聯合主辦了一個以英語為媒介語、主題為《當代文明對話的議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圓桌會議,探討有關西方、中華、印度和馬來4大文明的課題。

4位主講者分別為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約恩尼爾森教授、美國夏威夷大學的成中英教授、印度馬德拉斯大學的文卡塔拉曼教授和國民大學的山蘇安裡巴哈魯丁教授。

主持人則是我國著名知識份子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左图)、詹德拉慕斯達化博士和樑文勇博士。

這是SGM繼2001年舉辦以華語為媒介語的《21世紀文明對話:詮釋與溝通》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在SGM綜合文化中心(上右图)舉辦的第2次文明對話會,切合這會“擴大對話”的2002年度會務主題,令人激賞!

我有幸受邀出席上述研討會,得以領教海內外學者的思想交鋒,獲益良多,感想有如下列6點:

1.尼爾森教授從“文明”的定義出發,談及美國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在1993年發表的《文明衝突論》(右图)。他認為,亨廷頓將當代文明分成9大類,即西方、拉丁美洲、非洲、伊斯蘭教、中華、興都教、基督教、佛教和日本的文明,值得商榷。例如,它與宗教、地域與種族語文的類別混淆不清。有關分類是以政治考量為主,因此難免是片面和暫時性的。他主張,文明對話的當務之急,乃破解備受操縱的文明概念,同時鑒別各文明之間的共識和為了共同利益而加以發展。

不錯,文明之間是不會產生衝突的,反而相得益彰。只有利益之間才會產生衝突,而且往往相持不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無疑是美國霸權“橫行天下”的應景之作,而一篇論文能引起世人10年來的垂注與議論,當然也是拜美國勢力“誰與爭鋒”所賜。

2.文卡塔拉曼教授則引經據典,暢談淡米爾文化及其對東南亞鄰國的影響。他的結論是,印度自基督紀元以來,對東南亞諸國的命運,帶來大約15個世紀之久的巨大改變,直至伊斯蘭教及其他勢力入侵這個區域為止。

在第2天的圓桌會議上,由於他觸及印巴衝突與回教極端主義恐怖份子等課題,在問答時間受到第1位發問者情緒激動的駁斥,並反唇相譏印度也不乏恐怖份子,如“淡米爾之虎”等組織。這位相信是來自國民大學的馬來聽眾,更揚言除非美國能出示“基地”組織涉及911事件的真憑實據,否則他認為攻打這組織的美國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

文卡塔拉曼支吾的回應,也受到主持人賽胡申教授的奚落,之後便不再發言。宗教的敏感度與反恐課題的復雜性,由此可見一斑。

3.成中英教授比較了東、西方文化的異同,和談論了價值觀的整合問題。他指出,價值觀有客體與主體之分。在客體價值觀方面,西方文化講究科學與民主,而中華文化則講究道德與社群;在主體價值觀方面,前者追求實力,而後者則追求和諧。

2者的整合,使其息息相關、相互交流,最終形成一個一體多元的機體開放系統,有助於體現一個容納差異而又超越差異的寬大思想與文化活動空間。

在今日世界面對大勢所趨的全球化時刻,東、西方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交匯與整合,必然也是無可逆轉、指日可待吧!

4.在4位主講人之中,言談最幽默風趣,不時大拋笑彈,使到哄堂之聲不絕於耳的,就是最後的發言者──國內學者山蘇安裡教授(左图),說明了“本地汸不辣”的俗語有誤!他提呈“賦予馬來文明的新意義:被陸地包圍的馬來世界的論文,令人耳目一新。

例如,他披露:馬來世界豐富的熱帶森林裡的無數動植物品種,為英國自然學者華萊斯提供了研究資料,並傳達給達爾文,協助後者在1859年發表《物種原始》一書,創立生物演化論。

此外,西班牙有記錄顯示,在15世紀裡這國艦隊所征募的最佳水手就有來自馬來世界者。這都是馬來世界對世界文明所曾作出的一些貢獻。在談到我國多元文化特色時,他舉出意大利比薩餅摻辣椒的例子,使到主持人詹德拉博士後來也提出印度這一個類似的例子,令人莞爾。

我發覺山蘇安裡是一位深具視野、極其開明的馬來學者。 例如,他指出我國不但人民是外來移民的後裔,即使資源如橡膠與棕油等其實也是外國移植的成果。在回答聽眾詢問他對時下熱門課題即英文教數理科的看法時,他直言那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教育問題,他不願多說,以免被送去甘文丁。很可惜他因有事出國而不能出席翌日的圓桌會議,與會者未能與他進一步交流意見。

5.圓桌會議主持人賽胡申教授披垂銀發和胡須的外貌,頗似全球賣座電影《哈利波特》裡的魔法學校校長鄧布利多教授,令人望而生畏。他強調回教並無極端教義,“聖戰”行動宗旨神聖。他與成中英一度針鋒相對,否定成教授所說的“中庸回教徒”一詞,堅稱回教徒沒有中庸與極端之分,正如儒家信徒也不會有中庸與極端之分一樣。

在回應聽眾提問他對印度聖雄甘地和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所奉行的“非暴力主義”的看法時,賽胡申反問:如果遇到有人正在謀害他人,非要以暴力制止前者不可時,應該怎做?他認為以暴制暴不是小惡對大善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他也以過去越南曾發生和尚為了政治訴求而引火自焚為例,質疑佛教徒也不全然“非暴力”。

這位曾是民政黨創黨人之一和前馬大副校長的知名學者的想法,肯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響力,實在值得人們反思。或許,誠如他本人所說,我們不但須要文明對話,也亟須宗教對話!

6.忘了那一位主講人表示:“對話的目的在於支配”,意指某些對話研討會背後實有左右輿論和為政策辯護的政治議程,這顯然不是民間團體主辦文明對話的目的。

成中英就曾闡明:“對話本身就是一種文明,因為它代表了對人心與人性的深度理解,也代表了對世界事物與整體宇宙的理解與透視。”他說得好:對話是必然有意義的,也必然有成果的,對話應展現文明的理性整合與價值創造。

毫無疑問的是,代表我國教育部長為研討會主持開幕的哈山沙益教授致詞時的一席話:“文化間的對話必須要有鮮明的目的,並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 如此的話,對話將可化為人道的行動,影響歷史的進程,成為維持和平與安全的關鍵性因素,以及促進穩定與繁榮的根本力量。”當可化解上述有關對話的目的之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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