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7 ● 南洋商报《激扬文字》刘泰安
今年是二战结束及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70周年,马来西亚创价学会(SGM) 在9月这个年度“和平月”里举办了3项旨在提高民众和平意识的活动,即“2015年和平之跑”、“你所珍惜的一切——共创无核武器的世界”的展览会,以及同一主题的和平论坛。我有幸一一参与,感触良多。
在9月26日举办的和平论坛,主讲人之一乃国际大学协会主席、前理大副校长丹斯里祖基菲里教授(Dzulkifli Abdul Razak)。原来他是我国在二战时广島原爆中唯一幸存者Abdul
Razak Abdul Hamid之子。在1945年8月6日当天,时年20岁的Abdul
Razak在广島大学上课,原子弹离他课室仅1.5公里处爆炸,他侥幸存活,后来回国成为日文教授(故被称为“Razak Sensei”),前年才以88岁的高龄去世。
正因如此,当祖基菲里描述他从其先父处得悉的原爆受害者的惨状,以及展示图片时,令人特感共鸣。他在“良知何在”为题的讲演中,提到二战时美国展开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参与其事的科学家如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等人,从起初的推动与努力,到成功之后的忏悔与自责,突显了人性与良知的存在。
这些不乏正义感的科学家们觉悟,他们成功发明的“绝世武器”,对于人类生命价值带来莫大的威胁和毁灭,已不容他们制止,而由政治人物掌控。
所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后来反对试制氢弹,并向决定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我们科学家的双手沾满了血。”
而在二战前夕写信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进行研制原子弹、促成“曼哈顿计划”的爱因斯坦,在晚年与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表反战的《罗素—愛因斯坦宣言》,忧虑核武器的危险性,并敦促世界各国政府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冲突。他在临终前一年宣称一生中所犯的一大错误,就是签署了那封要求罗斯福总统制造原子弹的信。
原子弹在二战时面世与使用的功过,迄今仍有争议。二战后的国际关係,基于“权力制衡”而出现的所谓“相互保证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简称“MAD”)战略,即假定对方发动攻击之后,己方仍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导致核子军备竞赛的疯狂局面,己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无可逆转。当今经济落后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和朝鲜,也拥“核”自重,成为世界八大核子武器国家之一。
诚如长年致力于和平活动的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所说:“一个笼罩在核威慑政策阴影下的世界,是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歼灭的世界,一切都显得脆弱不稳。”人为错误、技术缺陷、网络攻击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生灵涂炭的核爆危机。
池田认为:“自广島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以来,就未再出现核武器被用在战争上的情形,并非拜核威慑理论所赐,而是出于使用核武器会带来毀灭性人道主义后果这沉重的责任。”维持世界和平之道,显然与人类先天具有的良知,包括是非、善恶、道德等意识,息息相关。
或许,世人应感庆幸的是,迄今所有极端组织或政治狂人,并无手握核武,否则难保世界旦夕毁灭。只是,这种全球安危一线牵的局面,如何令人不忐忑呢?
爱因斯坦有此警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肯定用的是木棍和石块。”这是假设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仍在地球上生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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