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文明对话” 与“对话文明”,虽有排列上的差别,但意义相仿。有对话,才有文明;要文明,也要有对话。没有“不文明的对话”,野蛮人岂会与他人对话?也没有“不对话的文明”,单边主义是哪门子的文明?
美中不足的是,杜维明教授当晚只讲“大同世界”,而不谈“对话文明”。他事先声明,已在数日前在新加坡讲演过“对话文明”。可是,这里的听众并不是彼邦的同一批人,如何就教于他在此课题的心得呢?或许,短短45分钟的讲演,的确不够他畅谈“大同世界”和“对话文明”这两大深邃的课题,只好专注其一吧!

美中不足的是,杜维明教授当晚只讲“大同世界”,而不谈“对话文明”。他事先声明,已在数日前在新加坡讲演过“对话文明”。可是,这里的听众并不是彼邦的同一批人,如何就教于他在此课题的心得呢?或许,短短45分钟的讲演,的确不够他畅谈“大同世界”和“对话文明”这两大深邃的课题,只好专注其一吧!
大同世界的天人合一








先为公后为私的大我
发人深省的是,杜氏阐明,大同世界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懂得何谓‘公’?何谓‘私’?譬如: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国家是私,世界是公,如此类推。他确信,只要公私层次分明,个人也将拥有“先为公,后为私”的大我精神。
这使我想起,西敏寺里一位卒于公元1100年的圣公会主教的墓碑文:

这使我想起,西敏寺里一位卒于公元1100年的圣公会主教的墓碑文:

“当我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立志要改变这个世界。当我老成聪明之后,我发觉根本无法改变世界。因此,我将目标缩短,决定只要改变我的国家就好了。
“但,这也难以成功。
“当我步入暮年的时候,作为最后孤注一掷的尝试,我决定只改变最亲近我的家庭。但是,哎呀,他们也无动于衷。
“如今当我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突然醒悟:如果我从一开始便改变我自己,我—定能以身作则去改变我的家庭。
“通过他们的感召与鼓励,我便能改进我的国家。天知道,我或许真的已经改变世界了!”
“但,这也难以成功。
“当我步入暮年的时候,作为最后孤注一掷的尝试,我决定只改变最亲近我的家庭。但是,哎呀,他们也无动于衷。

“通过他们的感召与鼓励,我便能改进我的国家。天知道,我或许真的已经改变世界了!”
个人可改变国家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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