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5/17 南洋商报 ● 指点江山 刘泰安
(This is my last article of this column series amidst outcry over acqusition of Nanyang Siang Pau by MCA in May, 2001)
迩来备受争议的有关逾600名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获杰出成绩的华裔优秀生,申请进入国立大学被拒或被分配非志愿科系,及后暴露大学招生种族固打配额疑点重重等课题,突显了国家高等教育政策或行政偏差,不仅与一个进步开放社会所应有的公平、自由原则背道而驰,也与国家领袖所经常宣诸于口的“我国各族都获得公平机会与财富”或“土著享有较特殊待遇不会威胁他族权益与机会”等动听言论格格不入。这也恰是本邦华社胸口永远的痛,或长期挥之不去的梦魇!
我的感想有如下列6点:
(1) 19世纪英国牧师甸英奇有此名句:“教育的目的,不是认识事实,而是认识价值。”对于我国莘莘华裔学子而言,他们未能认识寒窗苦读,追求卓越成绩的价值,却先体验不获国家栽培,求学无门的残酷事实;不知他们的父母亲友及其他对此有所感触的人民,对政府领袖不遗余力鼓吹“知恩图报”的“美德”有何感想?
(2)首相马哈迪医生在本月6日宣称,若人民认为有必要,政府将会取消大学固打制。这与财政部长达因不久前所说的“若人民不满,政府可取消收购马航”,大有异曲同功之妙,在在表现“俯顺民意”的开明领导风范。
问题是,何谓“民意”?要有多少人民作出怎么样的表态,才足以说服政府改变政策?
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曾经指出,马列主义者确信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民意”,全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如报章、电视、电台、广播、杂志、政客、文化人、花钱买来的广告等)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意见,所以不值得重视。
或许,这是马列主义领导者通常被视为专制独裁者的原因。但放眼天下,当今许多号称民主国家的威权式领导人,何尝不会将“民意”把玩得出神入化?真正的民意何曾得以伸张?
(3)《南洋商报》在周一重温“55:45”固打制或628方案的“新闻背景”中,有一段可圈可点,又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果有关协议真正获遵守的话,那还不失为一个公平的方案。问题是,有关协议并没有真正获得遵守。”
令人扼腕之余,不禁要问:究竟错在哪里?谁应负起最大责任?5年才一度的“人民老板”又情何以堪?
或许,人才外流、外汇流失、国家竞争力弱、大学质素等问题,对某些人来说,根本是无关宏旨,所以毫不在乎。
(4)据报内阁前日议决,指示教育部长亲自监督及确保各国立大学往后招生时,严守土著与非土著的固打配额,不可擅自更改比率;内阁也决定交由教长展开研究,以执行内阁的指示,并与各大学校方寻求途径作出检讨。反观教长慕沙自上任以来一向处事的思维表现,人们对他具备纠正偏差的诚意与能力有多大信心,恐怕不言而喻;加上我国官员从来不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文化”,明年今日类似争议会否重演?如果决策者真有厉行仁政的决心与魄力,而非另一次虚与委蛇的权宜之计,那上述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墨子认为:“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可惜当今言出必行的政治领袖,实在有如凤毛麟角啊!
(5)美国知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论述他对“文明的冲突”的见解时指出:“当经济落后地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在创作国歌时,第三次浪潮国家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已在讴歌‘无国界世界’和‘星球意识’的理念。”想想我国那些视野只限于下一次选举的政客们,和思想封闭偏狭的教育官员还在谈论牢不可破的种族固打制,试问我们的文明究竟有多落后?
其实,由于时代的变迁,一个时代认为正当的事物,在另一个时代未必正当。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就曾说过:“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法和人类一样,有生命,会变化,会毁灭。法是灵魂的一种形态,灵魂一旦长大,法也应该会跟着长大!”那些坚持在70年代订定的种族固打制不可检讨的人士,其实应该留在20世纪!
(6)教长慕沙有句话倒是说得不错,那就是大学学额不足的问题已被政治化,它已变成政治议程而非教育议程,这是人们不肯罢休的原因。
教育制度问题被政治化的最佳实例,就是教育官员也玩弄与政治几乎是同义词的“数字游戏”,例如土著学额空缺数据在旦夕之间被填满的奇迹。惟其如是,相信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积重难返的教育问题啊!
19世纪美国法学家罗柏杰克逊有此名句:“使公民不犯错误并非政府的职能,使政府不犯错误才是公民的职能。”这令人想起本邦有位新生政治领袖发表过的说话:“人民醒觉于是非之间的斗争,将会连续不断的。”这或许就是我国一个未来的希望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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