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击长空》专栏文章 (20/04/2006):
刘泰安
上一周有3则胥关邻国新加坡的新闻引人注目。首先,我国政府宣布停建原拟取代柔佛长堤的美景桥。一众政府领袖的解释是俯顺国人的意愿,而前首相也认为这是我国听取邻国意见的表现。马新“弯桥”既然不受长堤两岸人民的欢迎,停建显然是双赢的明智之举,而非此胜彼败的较劲结果。
其次,台湾无党籍立委、作家兼“名嘴”李敖(右图),在电视节目中指新加坡人“笨”和“孬种”。如此挖苦,引起新国人民强烈反弹,自然不在话下。
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新闻组前组长魏荫驹,在台湾《联合晚报》仗义执言,指出新加坡人一点都不笨,而且还很聪明,可从他们建立最有清廉又有效率的政府看出。这个小国寡民有的是,危机意识和精英政策。
“新加坡人为什么那么听话,好像不懂得跟政府对抗?”魏氏强调,有位新加坡老人对媒体访问的回应,就是答案:新加坡从独立之后迄今,政府所开出的支票全部兑现,累积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我也认为,李敖大师言过其实。新加坡人再“笨”,也不会任由政客挑拨离间,选出祸岛殃民的“两颗子弹总统”;“人种”再不好,也不会出现数典忘祖、见利忘义的政治领袖。
其三,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左图)与10名年轻新闻工作者、大学生和专业人士对话,被问及为何不退休时,回答说獅城还需要他,因为他的知识经验无人能及。李氏更表示,如果追问者代表彼邦新一代人的想法,将会深感难过,因为他深信超过60%、年逾40岁的新加坡人,不会认同他应该退休。彷彿引证了上述老人的说法。
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新加坡大学求学时,每当我们大马同学在课余要闲聊政治话题,我们的新加坡同学马上会表示不要谈了,大有“闻政色变”之势。如今听到李光耀公开告诉年轻人,为什么新加坡人不可以不关心政治,实感时代的改变与进步。
我在上周参加了一项企业董事培训课程,其中一堂有关贪污腐败的科目,由一名来自反贪污局的助理警监主讲。他展示了国际透明组织所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以10分代表清廉,排名第一的是芬兰(9.7),新加坡(9.3)是唯一超过9分的亚洲国家,香港(8.0)与日本(6.9)则分别是排名第二和第三高的亚洲国家。我国得分是5.1,比台湾(5.6)稍低,但比中国大陆(3.4)好得多。他也告诉我们,首相矢志要在2008年提升我国的清廉指数至6.8。平心而论,即使我们真能成功反贪到这个水平,比起鄰邦狮城,还是望尘莫及。
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新加坡大学求学时,每当我们大马同学在课余要闲聊政治话题,我们的新加坡同学马上会表示不要谈了,大有“闻政色变”之势。如今听到李光耀公开告诉年轻人,为什么新加坡人不可以不关心政治,实感时代的改变与进步。
当人们调侃新加坡人“kia-su”(怕输)或甚至“kia-si”(怕死)时,难道没有愧不如人的酸味吗?当新加坡人在他们的电影或电视节目中也自嘲“怕输”及“怕死”时,不正是表现出他们的自信吗?
我在上周参加了一项企业董事培训课程,其中一堂有关贪污腐败的科目,由一名来自反贪污局的助理警监主讲。他展示了国际透明组织所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以10分代表清廉,排名第一的是芬兰(9.7),新加坡(9.3)是唯一超过9分的亚洲国家,香港(8.0)与日本(6.9)则分别是排名第二和第三高的亚洲国家。我国得分是5.1,比台湾(5.6)稍低,但比中国大陆(3.4)好得多。他也告诉我们,首相矢志要在2008年提升我国的清廉指数至6.8。平心而论,即使我们真能成功反贪到这个水平,比起鄰邦狮城,还是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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